第一百五十八章 铁与血 (第1/2页)

晚秋的夜色透过厚重的天鹅绒窗帘隐约映在餐厅中，几盏吊灯悬挂在长桌上方，将整个房间照得如白昼一般。
　　
　　餐厅的桌上铺着干净的亚麻桌布，摆放着精致的餐具和银质烛台，烛火闪烁着温暖的光芒。
　　
　　各色菜肴依照次序在桌上摆的满满当当，其中既有法式的普罗旺斯土豆炖牛肉，也有德式经典的咸猪肘配面包，汤品则是紫红色的俄式罗宋汤。
　　
　　除此之外，亚瑟还精心挑选了几款适合学生们口味的葡萄酒，但酒精度数并不高。他希望大家能放松，却不至于失控。
　　
　　其中包括了大仲马的毕生所爱：产自波尔多玛歌酒庄的八年珍藏，以及拿破仑最常喝的热夫雷-香贝丹。
　　
　　也有英国人的最爱，产自葡萄牙杜罗河谷的波特酒和产自西班牙赫雷斯地区的雪莉酒。
　　
　　当然，酒水当中自然也不会缺少德意志贵族们的最爱‘莱茵高雷司令’，这款雷司令葡萄酒同样来自一个享誉欧洲的名贵酒庄——施洛斯·约翰尼斯堡。
　　
　　多种多样的菜品和酒水仿佛在暗示来宾，今晚的气氛是多元而开放的。
　　
　　相较于俾斯麦这样的盖世太保成员，美国留学生约翰·莫特利先生显然要放松不少。
　　
　　他拿起酒桌上的那瓶热夫雷-香贝丹，盯着酒瓶上的标签忍不住发笑：“我知道这种酒，高斯先生如果见了它多半要发狂。”
　　
　　大仲马闻言哈哈大笑道：“那看来高斯先生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和拿破仑的品味一模一样。”
　　
　　已经被俾斯麦招安的波美拉尼亚佩剑社团大师成员‘光剑’舒伯兰先生诚惶诚恐的应道：“先生，您恐怕是会错意了。莫特利说高斯先生会发狂，正是因为这种酒是拿破仑的最爱。所有上过高斯先生课的人都知道，他究竟有多么讨厌拿破仑和大革命。”
　　
　　“高斯讨厌拿破仑和大革命？”大仲马条件反射似得想到：“他是个保守分子？我原以为他这样的学者会支持共和主义的。”
　　
　　知晓面前这几位真实身份的俾斯麦不无尴尬的回道：“高斯先生未必是保守分子，但是他讨厌拿破仑完全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初拿破仑的军队攻占哥廷根以后，哥廷根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而且法国人还要求他缴纳2000法郎的战争税。”
　　
　　舒伯兰跟着补充道：“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您应当知道，高斯先生的出身并不好，他之所以能够上大学全都是因为受到了布伦瑞克公爵卡尔·费迪南德的赏识，自从他14岁开始，公爵便从未中断过对他的资助。高斯先生一直很感激公爵的知遇之恩，甚至于每本他出版的学术专著都会在扉页写上‘献给公爵’。
　　
　　然而，在1806年的耶拿会战中，公爵却在与拿破仑的对垒中英勇牺牲。而在9年后的滑铁卢战役中，老公爵的儿子‘黑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同样在统率军队的过程中光荣战死。对于高斯先生来说，这个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什么人比拿破仑带给他的伤害更大了。”
　　
　　大仲马听到这里，刚刚燃起的共和之魂瞬间被浇了盆冷水。
　　
　　虽然他很想指出高斯的观点并不正确，但是从发生在高斯身上的事件来看，他就算讨厌拿破仑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不过，大仲马还是打算替大革命挽回一些颜面：“讨厌拿破仑也便算了，法兰西的共和派里反对拿破仑的同样有不少。但是高斯因为讨厌拿破仑，进而厌恶大革命，这就有些不对了吧？”
　　
　　平时碍于‘推荐信’不太敢在亚瑟面前表露自身观点的俾斯麦借题发挥道。
　　
　　“我倒是觉得高斯教授的观点延续性很强，倘若不是大革命，法国又怎么可能诞生出拿破仑这样篡权夺位的怪胎呢。大革命的理想，拿破仑的口号，听起来都是十分古怪的。嘴上说着用自由和民主联合整个欧洲，实际上动用的却是国民自卫队和老近卫军，如果有人反对他们的观点，谁就要变成反对进步的反动派。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滑稽的骗局了。
　　
　　因为根据我从书上看到的历史记录，可以很简单的得到一个明确的观点：如果谁认为欧洲是一个具有共同行动能力的统一体，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欧罗巴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除此之外它就是一种口头习惯用语。而喜欢使用这一习惯用语的家伙，主要是那些打着欧洲旗号怂恿他人火中取栗的人。欧洲共同体就像是一个幽灵、一个完全不真实的想象。”
　　
　　说到这里，俾斯麦还不忘给自己找补：“当然，我从书上看到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正确。因为历史学家们往往也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其主观性，而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又不会被写进档案里。”
　　
　　不过，虽然俾斯麦已经往回找补了，但是转过头想了想，他感觉这段话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可能还是太难听了。
　　
　　他提心吊胆的环顾了一圈，岂料在场的人当中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声反驳他的观点，甚至于那位他认为最自由主义的老学长海涅也并没有开口骂人。
　　
　　相反的，这位德意志大诗人托着酒杯与俾斯麦轻轻相碰：“奥托，抱歉，我从前把你想成了一般的大学生。但你今天这段话真是叫我刮目相看，虽然其中的道理未必全对，但这番话已经足够把你同哥廷根大学当中的大部分蠢货区分开了。”
　　
　　加里波第等青年意大利的成员没有说话，他们只是苦笑连连。
　　
　　或许他们从前还曾经相信过所谓的欧洲大团结，相信自由旗帜下的各国人民大联合，但是在远征萨伏伊的惨败发生后，他们已经很难再相信什么国际主义了。
　　
　　法国政府不仅没有像他们允诺的那样，在远征发生后出兵支持青年意大利，反倒积极配合奥地利和撒丁王国逮捕青年意大利和支持意大利革命的法国共和派。
　　
　　至于曾经高喊一个欧洲一个皇帝的波拿巴派，他们则对意大利发生的一切冷眼旁观，甚至连一句声援的话都不愿多说。
　　
　　而英国人呢？
　　
　　或许在意大利革命问题上，英国给予的帮助要大于法国，但依然是极为有限的。
　　
　　英国人虽然给了青年意大利一定的财务帮助，但如果细究起来，加里波第更倾向于认为那一万法郎是他的朋友亚瑟私人赞助的。
　　
　　而英国政府对远征萨伏伊有何反应呢？
　　
　　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在行动发生后，第一时间嘲讽了他的老情敌兼老对手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奚落奥地利如果不在奥地利控制的意大利北部邦国通过自由主义宪法，那么势必将在未来面临更多的类似问题。
　　
　　而梅特涅对帕麦斯顿子爵的回击，便是在德意志邦联通过了《卡尔斯巴德决议》修正案，以此来证明事情还在奥地利的掌控之中。
　　
　　但是除此之外呢？
　　
　　英国人做了什么吗？
　　
　　英国政府提供了除帮助外的一切支持。
　　
　　他们允许了马志尼等青年意大利核心成员流亡伦敦，给了他们名义上的自由。但实际上，马志尼等人的活动完全处于苏格兰场便衣警察的监控之下，以确保他们不会在伦敦闹出大事情。
　　
　　马志尼在信中明确告诉加里波第，他认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同样不可靠，他毫不怀疑英国外交部的办公桌下还压着一份出卖青年意大利的方案。之所以他们现在没有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帕麦斯顿子爵与梅特涅的关系恶劣，而且英国外交部也认为奥地利给出的价码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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